4月18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在浙江省德清县组织召开了“2019’科技伦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学部道德委”）主办，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规范与伦理研究支撑中心、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德清县人民政府承办，《科学与社会》编辑部协办。会议以“国际背景下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应对”为主题，围绕“国外科技伦理规制的经验与借鉴”和“中国科技伦理规制框架”两个议题展开，探讨了我国重大科技伦理事件/议题的应对与管理机制、总体性框架及策略模式，讨论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学部道德委部分委员、浙江省科协领导、德清县政府领导、科研管理部门代表、科技专家、人文社科专家、企业界代表以及媒体人员共一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学部道德委副主任欧阳钟灿院士主持开幕式。他指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凸显，伦理规制愈发不可或缺，相关的研讨、推进工作都迫在眉睫。学部作为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非常重视科技伦理问题。自2011年开始，学部就通过部署课题和组织研讨会，为科技工作者和伦理专家的相互交流提供平台。学部道德委主任裴钢院士在会议致辞中指出，今年正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带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面临科技发展的艰巨任务，科技工作者既要把科学事业做好，更要重视科技伦理问题，为科技的有序发展打下基础。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作为新兴的科研大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既是新技术的诞生地，也是新技术的主舞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科技伦理建设，可见国家对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视。德清县委副书记王伟峰在致辞中指出，德清县一直走科技创新之路，德清县人均专利发明的拥有量远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县，他认为政府也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应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主题报告环节，报告专家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体悟，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突出伦理问题、国内外科技伦理规制的重要理论与经验，并提出诸多有益的思考和对策。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许智宏院士在报告中指出CRISPR-Cas9 技术在科研活动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全面分析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和争议焦点的基础上，他提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的几点建议。针对政府，他建议：第一，从宏观层面加强约束，通过立法提升基因编辑的监管强制力；第二，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与机构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第三，编制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医学应用指导原则；第四，启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研究专项；第五，建立基因编辑领域的临床成果转化规制；第六、积极提升中国在基因编辑伦理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针对科研院所，他建议：第一，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加强基因编辑的原始创新；第二，进一步强调科研机构基因编辑研究伦理审查的主体责任；第三，发布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的伦理共识；第四，加强科学家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伦理教育与培训。针对公众，他建议：第一，搭建新兴技术与公众对话的平台；第二，加强媒体的科普能力建设。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Jeroen van den Hoven 教授的报告概述了欧洲负责任的创新体系的关键要素与核心实践。他指出，科技创新引发诸多伦理问题，目前有35 种方法来实践研究与创新中的伦理要求，包括事前的（如识别新兴技术、评估潜在伦理影响等）、事中的（如价值嵌入设计、伦理学家参与等）、事后的（如分析已存在技术的伦理问题等）。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负责任的创新时，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价值设计，将隐私、可持续、安全等观念作为设计目标，并通过“价值-规范-设计”三个价值层次来实现；第二，通过设计解决价值冲突，有时创新过程会出现价值冲突，如新能源汽车虽然满足了可持续性，但是存在安全隐患。如要兼顾两个以上的价值目标，可以通过好的设计来解决。最后，他指出在欧盟的技术政策中，伦理、法律与社会议题，负责任的创新以及技术评估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这些政策通常既体现了预防性的原则，也与那些根本性的伦理原则相协调。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Rosario Isasi 教授的报告围绕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两个主题展开。她先介绍美国有关科研不端治理的相关法规，如美国《举报人保护法案》也适用于科研不端举报人的保护，并阐述了美国科研不端行为的双层级管理模式：一是联邦层面，二是机构层面。随后，她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介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相关规定，如任何使用CRISPR/Cas9 技术进行人体基因治疗的方法，如果用于生殖细胞编辑或改变遗传性状都会被禁止。最后她建议，要通过评估法律工具的使用，加强社会文化层面的道德谴责，加强举报人保护等方式，来应对科学研究中的越轨行为。她认为对于一个政策体系来说，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以变革方向和力度，包括重塑现有的治理结构、重构利益相关方（例如科学家、决策者、资助机构等）的角色与权力，不仅仅是政策的变革，也能够激发集体行为的实际变化。复旦大学王国豫教授以“大数据技术对知情同意的挑战”为题，首先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采集和搜集、数据处理和挖掘以及数据分享和交易中存在的隐私暴露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自主性的干预。她指出，国内外有些法律法规已将生命医学伦理学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纳入对大数据技术的规范管理中。然而，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是建立在个人自主基础上的，而大数据技术将人置于不同的群组进行聚类分析，使得知情同意的主体发生了重构。而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目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同样导致数据主体的自主性很难得到尊重。面对挑战，现有的一揽子同意和分层同意模式也很难做到完全的知情同意，且有可能带来其他问题。王国豫认为，目前来说，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数据流通中的潜在风险，增强个人和机构的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意识，其次，对数据收集和数据挖掘者的层级、权限、资质等要加强监管，尤其是要尽快立法保护个人数据，建立不同层次的数据处理资质评估和准入制度，防范和坚决打击滥用数据和非法数据交易，最后，要加强大数据技术相关的伦理教育，推动大数据合法共享和规范利用，以造福人类社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兆翔研究员以“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伦理风险”为题，指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其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或未可知，但是其引发的伦理风险与挑战已经日益浮出水面，如人工智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人工智能创造出的“虚拟情感”世界，人工智能的“伪装道德”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建议：第一，制定完备的人工智能算法、算力和算料的评价体系，确保算法自身的代码透明性和决策透明性；第二，制定完备的伦理准则和规范，打造科技与伦理的高效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第三，加强和鼓励人工智能社会学研究；第四，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最后，他强调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全方位的，我们应当未雨绸缪，从多个维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大会的主题报告之后，与会的院士、专家们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非常多的真知灼见，并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辨证看待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科技发展会带来一些伦理问题，但伦理规制并非是为了限制科技发展，伦理也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伦理与科技的关系是共生的，科技离不开伦理，伦理讨论也不能脱离科技。科学研究不仅受到社会资助，其成果也应用于社会，科技创新应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福祉。同时，科技伦理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科技发展的实践，伦理学家要关注具体学科的前沿发展，与科技专家形成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第二，科技伦理问题应协同共治。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具有复杂性，科技伦理治理也应坚持多主体、多地域的协同共治。从主体上看，科技伦理问题已无法由科学家或政府单独解决，还需要伦理学家、公众等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主体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政府要加强监管，科学家要增强伦理意识等。从地域上看，前沿科技的伦理问题已不再是局部地区和特定国家的问题，虽然科技伦理问题产生于特定地域，但其影响是世界性的，所以科技伦理治理应当是国际化的，避免由于伦理监管的地区差异，导致伦理风险转移。第三，对重大科技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重大科技伦理事件是一种信号，单一事件出现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当这些问题反复出现，有必要反思如何改进中国科技伦理的规范和制度。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既需要自下而上的讨论、研究，让不同主体的意见体现在伦理治理框架中；也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通过完善的法规建设，划定科技伦理的红线，严厉惩处越轨行为，同时制定相应规范，明确科研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学部道德委副主任翟明国院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基于价值判断，需要科技伦理研讨会这样的对话平台，让不同的观点碰撞。今后应邀请更多媒体、政策制定者参与会议，共同探讨、解决中国的科技伦理问题。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科学家应提升伦理意识，重视科学研究中的责任；第二，加强管理部门的协商，建立共识性伦理规范；第三，积极参与国际伦理规范的制定，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博览》 网址: http://www.zgkjbl.cn/qikandaodu/2020/0918/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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