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王国豫教授以“大数据技术对知情同意的挑战”为题，首先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采集和搜集、数据处理和挖掘以及数据分享和交易中存在的隐私暴露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自主性的干预。她指出，国内外有些法律法规已将生命医学伦理学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纳入对大数据技术的规范管理中。然而，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是建立在个人自主基础上的，而大数据技术将人置于不同的群组进行聚类分析，使得知情同意的主体发生了重构。而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目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同样导致数据主体的自主性很难得到尊重。面对挑战，现有的一揽子同意和分层同意模式也很难做到完全的知情同意，且有可能带来其他问题。王国豫认为，目前来说，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数据流通中的潜在风险，增强个人和机构的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意识，其次，对数据收集和数据挖掘者的层级、权限、资质等要加强监管，尤其是要尽快立法保护个人数据，建立不同层次的数据处理资质评估和准入制度，防范和坚决打击滥用数据和非法数据交易，最后，要加强大数据技术相关的伦理教育，推动大数据合法共享和规范利用，以造福人类社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兆翔研究员以“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伦理风险”为题，指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其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或未可知，但是其引发的伦理风险与挑战已经日益浮出水面，如人工智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人工智能创造出的“虚拟情感”世界，人工智能的“伪装道德”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建议：第一，制定完备的人工智能算法、算力和算料的评价体系，确保算法自身的代码透明性和决策透明性；第二，制定完备的伦理准则和规范，打造科技与伦理的高效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第三，加强和鼓励人工智能社会学研究；第四，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最后，他强调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全方位的，我们应当未雨绸缪，从多个维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

大会的主题报告之后，与会的院士、专家们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非常多的真知灼见，并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辨证看待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科技发展会带来一些伦理问题，但伦理规制并非是为了限制科技发展，伦理也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伦理与科技的关系是共生的，科技离不开伦理，伦理讨论也不能脱离科技。科学研究不仅受到社会资助，其成果也应用于社会，科技创新应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福祉。同时，科技伦理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科技发展的实践，伦理学家要关注具体学科的前沿发展，与科技专家形成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科技伦理问题。

第二，科技伦理问题应协同共治。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具有复杂性，科技伦理治理也应坚持多主体、多地域的协同共治。从主体上看，科技伦理问题已无法由科学家或政府单独解决，还需要伦理学家、公众等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主体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政府要加强监管，科学家要增强伦理意识等。从地域上看，前沿科技的伦理问题已不再是局部地区和特定国家的问题，虽然科技伦理问题产生于特定地域，但其影响是世界性的，所以科技伦理治理应当是国际化的，避免由于伦理监管的地区差异，导致伦理风险转移。

第三，对重大科技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重大科技伦理事件是一种信号，单一事件出现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当这些问题反复出现，有必要反思如何改进中国科技伦理的规范和制度。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既需要自下而上的讨论、研究，让不同主体的意见体现在伦理治理框架中；也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通过完善的法规建设，划定科技伦理的红线，严厉惩处越轨行为，同时制定相应规范，明确科研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

学部道德委副主任翟明国院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基于价值判断，需要科技伦理研讨会这样的对话平台，让不同的观点碰撞。今后应邀请更多媒体、政策制定者参与会议，共同探讨、解决中国的科技伦理问题。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科学家应提升伦理意识，重视科学研究中的责任；第二，加强管理部门的协商，建立共识性伦理规范；第三，积极参与国际伦理规范的制定，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博览》 网址: http://www.zgkjbl.cn/qikandaodu/2020/0918/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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